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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封朝奏九重天 ——梅州人张榕轩与慈禧太后的会面
发表时间:2017-2-25 点击:1215

 

   古人云:“一封朝奏九重天”,在封建帝制时代的中国,最高统治者处于深宫高墙之内,保持着深不可测的做派,向臣民发号施令,实行杀伐决断集于一身的威权统治。作为一介臣民,要想见皇帝一面,不论是近距离接触,还是远远的看上一眼,往往是一生中不可遇也不可求的事,因此,当时的人们视一睹“天颜”为人生的一大荣耀。

  众所周知,宣统皇帝之前的晚清最后三十多年岁月里,清王朝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是慈禧太后,而并不是名义上的光绪皇帝。在慈禧的垂暮之年,一位梅州人近距离地觐见了这位权倾一时的老太太,并把与她两次交谈对话的内容记录下来,这人就是梅县籍的著名南洋侨商张榕轩。1903年,张榕轩记录下来的对话内容,并不是普通的拉家常,而是涉及清廷当时的重要政策——修建铁路。

  张榕轩很看重他两次觐见慈禧和光绪的对话内容,事后凭记忆将之整理记录在《张京卿奏对纪实》和《张京卿第二次奏对纪实》文献里。此举固然有以此为荣的心态,却也把这段珍贵的历史用文字的形式保留下来,为今人回顾那段晚清变幻莫测的政局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文献。

慈禧为何要召见张榕轩


  自秦代至清代,中华帝国一直处于传统农耕社会,朝廷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,商人的社会地位受到歧视。缘何万乘之尊的慈禧太后会放下架子,接见一名从远方南洋苏门答腊岛前来的华侨商人呢?事情还得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历史现状说起,这就是李鸿章形容的中国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:国力日衰,国门洞开,主权日削。

  清朝中前期,清廷一直实行闭关锁国的“海禁”政策,视冒险前往海外谋生的臣民为离经叛道,采取惩罚的严厉态度,更无从谈起保护海外侨民权益的举措,只是任其自生自灭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,清廷实行洋务运动,“海禁”政策被完全打破,沿海大批的百姓前往包括南洋地区的海外谋生创业,不少人还取得事业的成功,张榕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十九世纪七十年代,这位梅县松口人以弱冠之年(即20来岁)只身远赴南洋,辗转巴达维亚、槟榔屿,最后落脚苏门答腊岛的日里(今棉兰),最初投身客属同乡张弼士门下,后自立门户,艰苦创业,经营橡胶、烟草、甘蔗的种植,汇兑银行业和烟酒销售的专营。经过10多年的奋斗,张榕轩与弟弟张耀轩一起建立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。

洋务运动后,清廷已意识到工商业是强国之本,对华侨侨商的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,开始鼓励他们回国投资公益事业和发展实业,特别是窘迫的财政,需要广大侨商的捐资输血支持,捐官制度也因此向侨商敞开大门。清廷还在南洋设立领事馆,开始注意保护当地华人的利益,晚清时期清政府驻英属槟榔屿的副领事,其中有5人均属于梅州籍人士,分别是张弼士、张榕轩、谢梦池、梁璧如、戴春荣。张榕轩在任副领事前后,还受荷兰殖民政府委任,担任荷属日里“甲必丹”、“玛腰”一职,负责管理当地华侨日常事务。

  事业成功的张榕轩一方面投资家乡梅县的公益事业,建桥、修路、办学校、筹设团练,支持《嘉应州志》、《梅水诗传》等地方大型文献的编撰出版,一方面又不断为国内的灾区捐资赈灾,赢得很高的社会声望。张榕轩通过捐纳巨资,获得的政治地位也步步提升,初授福建同知,继升花翎三品衔、江西补用知府,直至花翎二品顶戴、广西尽先补用道。

  1900年庚子事变后,八国联军入侵北京,把清王朝打成筛子。两年前曾镇压百日维新的慈禧太后才意识到,提振国势挽回人心,非选择变法道路不可,于是宣布实施新政,内容包括办新学、练新军等。1902年,两广总督陶模奉命筹建武备学堂,苦于财政应付庚子赔款导致经费缺乏,张榕轩雪中送炭,一下子捐出8万两白银,被朝廷授予花翎头品顶戴、四品京堂候补,张榕轩被称为张京卿由此而来。虽然张榕轩获得的官衔并非实职,与黄遵宪的京卿官衔含金量有些差别,但也足以印证在朝廷的分量,已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。

  张榕轩赴京觐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,名义是叩谢朝廷的赐官,实质的目的是,他受张弼士的鼓励,响应清政府的号召,准备回国投资兴建潮汕铁路,寻求政府最高层的支持,促成此事的顺利开展。慈禧太后召见张榕轩,除了铁路建设事宜外,更想通过他了解南洋华侨的状况,委以他更高的职位,带动华商回国投资。

  做摆设的光绪,权谋老辣的慈禧

  张榕轩觐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,是在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的深秋。第一次蒙召见的时间是九月初五霜降那天(阳历10月24日),张榕轩见到慈禧和光绪时为九点半钟,是当天第二位获召见的外臣。

  遗憾的是张榕轩并未点明觐见的地点。1898年后的光绪被软禁在中南海瀛台,并在庚子事变前险些被废。庚子事变后,慈禧迫于国际国内的压力,为杜非议,她让光绪出席接见外国使节等礼仪活动,地点一般在乾清宫,偶在乐寿堂、仁寿殿。从这次慈禧一起出场的情况分析,特别是夏秋时慈禧喜欢居住在颐和园的习惯,至少张榕轩第一次觐见的地点有可能是颐和园的仁寿殿。  宗亲们在保大堂祭拜先祖,祈求平安幸福。

   第一次觐见的对话是从光绪一句可有可无的询问开始的。光绪问张榕轩:“汝是广东人?”对已成聋子的耳朵——摆设的光绪来说,吐出这句简短的话,他的内心也是包含酸楚的。想想,5年前,他还在一批包括康有为、梁启超、黄遵宪等广东人的维新派支持下变法图强,他也想做一位名实相符的君主。更何况,1896年,他召见从新加坡总领事任上卸职回国才一年的黄遵宪,话题中必然会涉及南洋外交事务,极有可能提到时任槟榔屿副领事的张榕轩。然而,对眼前的黄遵宪老乡,身不由己的光绪也只能点到为止了。

   对于慈禧而言,南洋的事务就没那么熟悉,恰恰是她急需了解的。因此,她除习惯性劈头问广东地方是否平靖外,马上转入正题,以一连串的询问,了解张榕轩的南洋经商经历和赈捐的数额,了解南洋的地理与政治情况,尤其是南洋华民的状况。对话期间,年老的慈禧耳有点背,要求张榕轩靠近些距离说话,以便自己听得清楚一点。对于政府刚刚设立专门管理商务活动的商务部,慈禧还专门资询张榕轩的意见,并问后者是否懂得英文。

  就在第一次觐见接近尾声的时候,慈禧突然问:“汝是从天津来?”张榕轩如实作答。慈禧又问:“汝曾见过袁世凯?”当时地方大员的权力日渐坐大,特别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,东南各省官员采取自保行动,令逃往西安颜面扫地的慈禧颇为恼怒。因此,对时任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的袁世凯,既要使用又暗具戒心。她这一袭击式的逼问,就是想获悉地方大员有没有在她眼皮底下结党壮大私人势力。阅历丰富的张榕轩显然明白慈禧的用意,淡定地回答:“臣特意回京恭请圣安,未觐见天颜,不敢往见别处。”


  张榕轩获得慈禧光绪第二次召见,时间在十月二十六(阳历12月14日),离上次见面已过一个半月,期间张榕轩一直为承办潮汕铁路的事项奔走,这次觐见意味事情有了着落。张榕轩汇报自己离京后的设想,先往天津向袁世凯借调一名铁路工程师(詹天佑),然后到上海与铁路大臣盛宣怀商量建设事宜,最后回广东与两广总督岑春煊商量落实。对潮汕铁路的立项,慈禧显然非常赞成,表示自己前一天已下谕旨,要求广东地方尽力支持,同时希望张榕轩利用在南洋的声望,多招殷实的华商回来投资,“创办庶务,争回我们中国的权利。”


  获得高层如此的表态,按理张榕轩应该吃下定心丸。但他再次一段表白向慈禧亮明心迹,自己投资建设潮汕铁路,并非“为一己之私”,不仅仅为了投资获利,更可解决潮汕乃至嘉应州地区粮食输入和农特产输出的难题,有利地方的稳定和发展。事实证明,张榕轩看似唠叨的解释并非多余,一年后潮汕铁路建设出现的征地风波和股份风波,如没有上层的鼎力支持,建设计划即使不夭折,也可能拖后腿。慈禧对张榕轩的细心很满意:“好,这才是利国利民的事,汝当赶紧认真办。”最后,她再次要求张榕轩留心招商回国投资事宜。

   赏赐御笔翰墨笼络臣下

   张榕轩的北京之行无疑是成功的,取得了建设潮汕铁路的许可,三年后的1906年,中国的首条商办铁路——潮汕铁路如期建成,他的名字由此铭刻在中国历史的重要一页。

  张榕轩此行还带回当时对于他的家族颇算荣耀的物件,那就是慈禧的御笔折扇、纨扇和福寿字。第二年,慈禧再次赏赐以上三项御笔墨宝和玉如意、蟒袍给张榕轩。这是慈禧笼络臣下的手段之一,对于能书善画的她来说,是举手之劳,对时人却是很高的荣誉。此外,这些物件作为一种权威象征,有助于张榕轩排除干扰完成铁路建设,还是起到无声的宣示作用。

  这些赏赐物的一部分,经过百年的变迁,从张榕轩到他的长子张步青,再到他的长曾孙张洪钧,被完好保存下来。张洪钧先生保存的慈禧御笔除了一幅《寿》字外,还保留有慈禧御笔《牡丹图》,上盖“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”和“御赏”两个印章。另外保留下来的一张摄于1904年的慈禧照片,其时慈禧已年届七十,腰杆挺直,全然看不出,她已进入生命倒数的第五个年头。

  慈禧一生掌权四十多年,召见臣下无数,被记录下来的对话当不止这一次,而与一位梅州籍的人物的对话则恐怕是绝无仅有的。当然,即使抛开这一点,两人之间对话记录的历史资料价值,也是弥足珍贵的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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